体制转轨时期应采取的投资政策
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邱华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投资体制改革研究——中外投资理论与政策比较研究》，其最终成果是研究报告《中外投资理论与政策比较研究》。这项成果根据市场经济对投资改革提出的内在要求及我国现行投资体制存在的弊端，探索了我国体制转轨时期应采取的投资政策。 一、加强我国财政筹集投资资金的能力。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筹资规模相比较，我国财政的筹资规模在计划经济时期过于庞大，而改革以来的20年间，却走向另一个极端，财政的筹资能力严重下降，与政府职能的要求很不相称，以至于财政几乎成为“吃饭”财政，其结果是弱化了财政的宏观调控功能。当前要加强我国财政筹集投资资金的能力，必须全力解决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过低的问题。首先，仍然需要处理好财政与经济的关系，要从培养和壮大国家财源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努力实现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根本转变，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其次，完善税收制度，开辟收入渠道。这主要包括：适当扩大增值税和消费税征收范围，以增强税收调节经济活动的能力；合理调整关税税率结构，逐步把进口关锐总体税负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大力加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其中特别是要把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作为重点内容；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如社会保险税、遗产税与赠与税等，并把部分收费改为征税。 二、加强我国国有企业筹集投资资金的能力。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由于利润形成的基础以及利润的分配和使用普遍缺乏规范性，因而内部资金积累严重不足，对外部资金过分依赖。而在外部资金来源方面，又以银行贷款为主渠道，企业的高负债率成为导致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加强我国国有企业筹集投资资金的能力，不能寄希望于继续减税，而要发展资本市场，通过股票等证券工具筹集资金，切实解决企业高负债率问题；要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现有企业资产重组。 此外，充分发挥银行在居民储蓄、筹集投资资金方面的作用，发展资本市场，分流居民储蓄资金，以实现我国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 三、正确把握合理的投资规模调控政策，控制投资规模。主要有：健全市场约束机制，使企业实行自我约束，将投资利益与投资风险有机结合起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从粗放经营方式转变为集约化经营方式上来；目前通过财政政策调控投资规模仍然有一定的空间，要使用好财政与货币两大调控政策。 四、建立优化我国产业结构的投资政策体系。主要包括：1、加大农业投资，确保农业发展，正确认识我国农业产业发展的特殊性，处理好工农两大产业对资金的需求关系，坚持多渠道、多层次筹集农业发展资金的方针，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尽快建立政策性保险机构，降低农业自然风险和技术风险。2、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建设，振兴支柱产业。国家在保持财政投入增长的同时，应从市场化的角度，将民间资本引进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领域。一方面通过制定振兴支柱产业规划，对产业发展布局进行统一协调和指导，另一方面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到关系全局的最有效益的地方，以增强投资的力度，并建立高效、灵活、规范的投融资机制。3、改造传统产业。4、着力提高人力资本和科技含量的投资。5、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总之，应建立以科技政策为先导，以增量投资扩大和存量投资调整为手段，以保证经济效益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增强和社会就业稳定为目的，以基础设施、支柱产业、农业和第三产业为重点的投资政策体系。 政府在制定加快中西部发展的投资政策时，应当坚持市场经济原则和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方针，应允许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及参与公共性和垄断性一般的经营型项目，加强对BOT投资方式的研究与推广，促进投资银行在我国的壮大和完善等。
